1956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以及1962年一月三十日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之际，均对潘汉年的命运进行了评述，他言道：“未对他们施以刑罚，非因他们无罪可诛，实乃处决于彼，反为不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诸如潘汉年这等人物，若一旦开杀戒，则必将牵连及类似之人。”因此，潘汉年最初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后刑罚升级，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1955年，毛泽东作出逮捕潘汉年的决策之际，涉事双方汪、李二位均已离世。与之会面的汪精卫秘书陈春圃亦然。唯有胡均鹤一人尚存人世，却不幸身陷囹圄，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唯一在世见证者。
李士群离世之后，汪伪政府遂将“特工总部”予以撤销，并另行组建了“政治保卫局”。此机构由前军统特务首脑万里浪与胡均鹤分别担任正、副局长之职。随后，“政治保卫局”内部进一步调整，设立了负责上海地区的第一局和专责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同时兼任第二局局长一职。
抗战胜利之际，胡均鹤不幸遭受国民党当局的判决，被判处十年监禁，并被监禁于南京著名的老虎桥监狱之中。徐兆麟关键时刻为他说好话。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共产党增添麻烦，将在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赵尚芸将胡均鹤先送到上海小住几天，随即回到了苏州老家。
在狱中，胡均鹤就已经细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不少共产党要员曾经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但他是共产党通报过的大叛徒，做过汉奸，共产党是否会饶恕他？ 他沉思，又想起潘汉年。
行经南京至上海的旅途中，胡均鹤于无锡巧遇刘毅。彼时，刘毅亦闲居家中，无所事事。于是，两人商定，刘毅将前往香港寻找潘汉年。尽管胡均鹤经济拮据，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拿出了几十块银元，作为刘毅的旅费。赵尚芸亦慷慨解囊，从指间褪下一枚金戒指，作为刘毅的盘缠。刘毅不负胡均鹤与赵尚芸的重托，在香港，他们顺利地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指示他们前往丹阳，寻找饶漱石与杨帆，并随即通知了二人此行事宜。
三月，胡均鹤在苏州偶遇了其部下孙洵，孙洵亦向胡均鹤表达了寻找人民解放军的强烈意愿。胡均鹤随即再发信托，命孙洵前往丹阳寻觅潘汉年。然而，胡均鹤并未得知潘汉年实则不在丹阳。信件历经辗转，最终送达潘汉年手中。潘汉年亦通过口头信函告知孙洵，邀请他连同胡均鹤一同前往丹阳，与解放军会面。至1949年四月，便……当人民解放军勇渡长江之际，胡均鹤毅然鼓起勇气，抵达丹阳，投身于了解放军的行列之中。
还有一插曲。胡均鹤在苏州期间，亦曾遭遇中统特务苏麟国，此人正密谋在苏州解放后潜藏匿迹。胡均鹤至丹阳时，苏州恰解放。苏麟国成为胡献解放军的礼物。
潘汉年、杨帆、胡均鹤
潘汉年与杨帆敢于大胆任用胡均鹤等人才，这不仅因为潘汉年曾两次向中央社会局汇报并获得了他们的首肯，饶漱石对此亦有所了解。他指示杨帆与胡均鹤进行交谈，随后假装偶然路过此地，与胡均鹤不期而遇……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了上级的传唤，要求他前往北京公安部进行工作汇报。然而，他未曾料想，抵达北京后竟遭突然扣押，此后的二十八年里，他一直被囚禁。
一是其在抗战时期，未经党内同意，与汪精卫秘密勾结；二是解放后，他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一众中统潜伏特务及反革命分子。追溯至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机构依据汪伪政权提供的情报，曾对外散布谣言，声称延安方面曾派遣李富春前往武汉与日军及伪政权进行勾结，华中局亦曾指派潘汉年秘密前往南京，与汪精卫就“国共合作”事宜进行密谈。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指示相关部门对潘汉年进行调查核实。然而，潘汉年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解释，从而错失了一次澄清事实的机会。
1945年，潘汉年受邀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在此期间，毛泽东特地与他进行了单独谈话，深入了解了他在对敌工作方面的经历与心得。毛泽东还好奇地询问潘汉年，为何众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小开”，然而据他所知，这背后似乎有着不为人知的缘由。尹骐在其著作《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提及，潘汉年因受知识分子那难以言喻的面子所累，且未向毛泽东作出说明，以致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1939年，汉年离开延安。中社部曾指示他，需想方设法争取并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中的地位，为我方情报工作效力。香港沦陷后，汉年迁至上海。潘曾因袁殊的牵线，与李士群在上海有过一次会面，并开展了争取工作。此事潘均事先事后均已电告延安中社部，同时，上海党的负责人刘晓亦对此事有所了解。
待潘由沪移师华中之际，华中局便安排他前往南京与李进行第二次晤谈，此事诸君应当有所耳闻。至于那些关于汉年到南京与日军进行谈判，甚至与汪精卫有过会面的敌伪及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传言，纯属无稽之谈，恶意诽谤。在运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表现无可挑剔，反而取得了显著成效。此类工作今后仍需大胆推进，此次汉年莅临延安，毛主席已向他阐明了这一点。
（二）刘晓与汉年在从上海撤退至华中地区的过程中，确实是通过李士群和徐汉光（亦即刘毅）的关照获得了掩护。刘晓抵达延安后，便向党中央汇报了敌后交通工作中常采用利用敌伪关系的方法，许多在华中工作的干部在从彰德至集总的途中亦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三）国民党中统局屡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延安方面派遣李富春、华中局指派潘汉年前往南京与敌伪势力暗中勾结。此外，他们还恶意传言潘汉年已被华中局拘押。此等造谣与挑拨之行为无所不用其极。恳请情报系统的同仁们务必保持警惕，切勿轻信此类谣言，以免落入敌人的诡计之中。
自全国解放之际，潘汉年便肩负重任，在上海执掌常务副市长之职。1955年3月15日，他随陈毅、柯庆施等六位要员，从上海启程，赴北京参与中共代表大会。翌年4月1日，毛泽东主席借“高饶事件”之机，再度敦促中央高级干部主动向党组织坦白那些未曾披露的历史过往。
潘汉年与胡均鹤两位均已离世，故笔者无缘对他们进行采访。尽管胡均鹤后来获释重返家园，然而，由于他已步入晚年且患有老年痴呆症，我们不妨大胆进行一番推测。鉴于胡均鹤的个人经历与个性特点，作为唯一存活的目击者，他必然会对“潘汪会面”的细节作出详尽的说明，确保向相关部门交代得明明白白。潘汉年心中对此事洞若观火。自胡均鹤被捕以来，他始终笼罩在忧虑与愁绪之中。于是，在4月2日，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材料，呈交给了陈毅。
陈毅深感事态严重，便在夜间紧急将相关材料呈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闻言勃然大怒，随即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率领人员前往宾馆，对潘汉年实施逮捕。他在材料上明确批示：“此人不值得信任！”
历经两年多的潘汉年案审查，案情已渐明朗，其中，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更是经过详尽调查，真相大白。尽管如此，潘汉年依旧被持续羁押。
1956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的会议上，以及1962年一月三十日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对潘汉年进行了提及，指出：“不处决他们，并非他们没有可被处决的罪行，而是若行刑，恐生不利之效。”他进一步强调，“对于潘汉年这类人物，一旦开杀戒，便将牵连及众多相似之人。”因此，潘汉年最初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后又被追加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项主要罪名均与胡均鹤有所牵连。命运弄人，两位背景迥异的历史人物，最终却在同一所监狱中度过他们余生的岁月。
1982年，潘汉年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然而，他和妻子董慧却早已在九幽之下，长眠于尘世之外。胡均鹤此刻依旧身陷囹圄。他热切期盼潘汉年的到来，以期凭借其证词将他解救出狱。
1983年，胡均鹤步出囚笼，其出狱实因年事已高，身体衰弱，获准保外就医。随后，胡均鹤之子向法院提交申诉。经法院审理，终得昭雪，对他的历史贡献予以了充分肯定，并认可了其一生为人民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胡均鹤，作为一位离休干部，（鉴于他于1949年4月毅然投身军旅，且服役期间屡建奇功）自被分配至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直至1993年3月病逝。
以下资料中，毛主席阐述了为何胡风、潘汉年、饶漱石、溥仪、康泽等人物虽“罪孽深重，堪当诛戮”，但若将其处决，反而不利。
毛泽东《十大关系》
（1956年5月2日，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召开）
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对“十大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
八、革命与反动关系
反革命的本质属性为何？它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力量，与积极因素相对立。那么，反革命是否有可能改变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部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可能不会改变立场，但在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反革命分子未来都有可能实现不同程度的转变。得益于我们实施的正确政策，目前已有不少反革命分子转变成为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其中一些人甚至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有几点应当肯定:
首先，必须明确指出，1951年和1952年那次对反革命的镇压是势在必行的。有人提出，那次镇压或许可以避免。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针对反革命分子，我们采取的策略包括：坚决处决、依法关押、严格监管、适时释放。杀，众人皆明其意。所谓“关”，便是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而“管”，则指在社会上接受群众监督进行改造。至于“放”，则是指那些可抓可不抓的人，通常不予抓捕，或者在被抓捕后表现优异的，便予以释放。鉴于不同情形，对反革命分子采取差异化的处理措施，实属必要。
当提及镇压反革命，我们只能提及“杀”。在那一事件中，被杀者是一群深为民众所痛恨、背负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对于这场涉及六亿人民的伟大革命，不将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等势力彻底剿灭，民众是无法真正振奋起精神的。若非那次镇压，今日我们实施的宽容政策恐难获得民众的支持。当前，有人听闻斯大林时期曾犯下错误，便认为我们当时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也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坚信，对过去的镇压措施，其根本是正确的，并且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点，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反革命势力依然存在，但其规模已显著缩减。随着胡风事件的发生，开展针对反革命的清查工作显得尤为必要。尚有未彻底查明的，需持续展开调查。我们必须明确，现阶段仍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存在，他们正从事各类反革命破坏行动，诸如宰杀耕牛、焚毁粮食、破坏工厂设施、窃取情报、张贴反动标语等。因此，断言反革命势力已完全肃清，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实属错误。阶级斗争的阴霾只要笼罩着中国及世界，警惕之心便不得有丝毫懈怠。然而，言及当前仍有众多反革命势力，实则并不准确。
第三点，关于今后社会上的镇反工作，应尽量减少逮捕与处决的人数。鉴于反革命分子往往是民众的直接受害者，民众对他们深恶痛绝，因此仍需对其中部分人予以处决。然而，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应将其交付给农业合作社进行生产劳动与改造。尽管如此，我们尚不能公然宣布全面停止处决，死刑制度亦不能予以废除。
第四项，在机关、学校、部队内部开展反革命清查时，必须恪守延安时期确立的原则，即坚决不处决，绝大多数不予逮捕。确凿无疑的反革命分子，虽经机关彻查，然公安局不予逮捕，检察机关亦不提起公诉，法院亦未进行审判。在众多反革命分子中，约有九成采取了此类处理方式。这便是所谓的“大部不捉”原则。至于死刑，则是一例未执行。
哪些人不会被处决？像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类人，还有如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等，都不会被杀。不处决他们，并非他们没有可处决的罪行，而是考虑到这样做不利于大局。若对这类人中的一人施以处决，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多的人被牵连，人头落地。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存在误杀他人的风险。一旦人头落地，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正如韭菜虽可割一茬再长，但一旦误割，便无法弥补，错误亦难以更正。
第三项，销毁证据。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证据至关重要。那些反革命分子往往本身就是反革命的直接证据，他们的证词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线索。若将其消灭，或许将使得证据不复存在。这样的做法，实乃对反革命有利，而对革命事业并无益处。
第四项，若对之施以杀戮，不仅无法提升生产效率，亦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助力消除四害，亦不足以增强国防力量，更遑论收复台湾。若你选择将其杀害，你将背负上杀害俘虏的恶名，而杀害俘虏历来被视为不名誉的行为。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机关内部的反动分子与社会上的反动分子存在差异。社会上的反动分子往往骑在人民之上，而机关内的反动分子与民众之间距离较远，他们普遍背负着冤屈，但直接针对的冤情较少。那么，对于那些并非不可饶恕的人，我们又何必赶尽杀绝呢？我们可以让那些愿意通过劳动改造的参与劳动，对于不适合劳动的，则给予适当的安置。反动分子虽然被视为无用和害虫，但一旦被我们掌握，他们也能为民众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是否应该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对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不予处决？这属于我们的内部政策，无需对外公布，实际上我们应尽力实现这一原则。假如有人投掷炸弹，导致屋内人员全部或部分丧生，那我们是否应该予以惩罚？显然，必须对其进行惩处。
我党在肃反工作中坚持“一个不杀”的原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反革命分子态度宽容。恰恰相反，我们对此类分子始终保持严格的立场。然而，这一方针确保了我们不会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即便犯错，也给予改正的机会。此举不仅有助于稳定人心，还能减少党内同志间的猜疑与不信任。我们深知，不杀头，即意味着要保障其基本生活。对于所有反革命分子，我们都应提供一条生存的道路，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做人。如此一来，既有利于我国人民事业的发展，也对国际形象产生积极影响。
镇压反革命的任务艰巨，我们绝不可有丝毫懈怠。展望未来，不仅要持续打击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更要深入机关、学校、部队等各个领域，持续排查并肃清隐藏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分清敌我界限至关重要。若任由敌人潜入我们的行列，甚至渗透到领导机构，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及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将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一点理应引起每个人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