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7日，美团发布的二季度财报如同一记重锤，调整后净利润同比暴跌89%，仅剩14.9亿元人民币，远低于市场预期的98.5亿元。这不仅仅是美团一家公司的财务滑铁卢，更是中国互联网外卖市场“非理性竞争”白热化的残酷写照。同期，京东的净利润腰斩51%，新业务经营亏损高达147.8亿元，而饿了么的母公司阿里巴巴也即将公布其在外卖大战中的“战损”。这组数据无情地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场以“百亿补贴”为名的外卖大战，究竟是经济学教科书里经典的“囚徒困境”再现，还是平台巨头滥用其“平台权力”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的一次无差别打击？
这场始于今年4月的“外卖大战”，由京东以“百亿补贴”高调入局点燃战火，迅速打破了美团与饿了么长期以来的双寡头格局。美团为捍卫其市场主导地位，被迫卷入这场烧钱的补贴竞赛，其销售及营销开支同比激增51.8%，达到225亿元。尽管平台交易量在短期内创下历史新高，美团App月活跃用户突破5亿，7月即时零售日订单量峰值突破1.5亿单，但获客成本的飙升和单均利润的急剧压缩，导致其核心本地商业的经营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25.1%骤降至5.7%。高盛的预测更是触目惊心：仅第二季度，美团、京东、阿里三家在外卖领域的投入就高达250亿元，预示着所有参与者都将面临巨额亏损。这无疑是“囚徒困境”的经典案例——每个平台都深知持续补贴将损害自身利益，但由于无法信任对手会率先收手，为了避免市场份额被侵蚀，只能选择继续“背叛”，最终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亏损。
然而，将这场混战仅仅归结为“囚徒困境”未免过于简化。其深层根源在于平台经济中日益膨胀的“平台权力”。平台通过其对算法、数据和流量分配的绝对控制，对生态系统中的商家和骑手施加了巨大的隐形压力。人民网曾披露，在补贴战中，湖北宜昌一家茶饮店老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200%，净利润却反而下滑40%，一杯奶茶成本5-6元，扣除平台费用后到手仅5.05元，这简直是“做了找死，不做等死”的真实写照。更甚者，部分商家被平台“自动开通”促销功能，在后台默认参与低价活动，却因缺乏技术能力而无法关闭，被迫成为价格战的“炮灰”。这种权力不对等，使得平台能够轻易地将竞争成本和风险转嫁给最脆弱的商家，严重扭曲了市场公平，损害了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石。
平台权力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影响同样深远且复杂。在“社保竞赛”中，京东曾高调宣布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看似福利升级，实则背后是资本博弈的复杂棋局。北京骑手李俊为了孩子入学需要社保而转投京东，却发现日收入从400多元骤降至100多元，最终不得不重返美团。这暴露了骑手对社保和现金收入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平台在福利政策设计上的局限性。消费者看似在“薅羊毛”的狂欢中获益，但这种“低价心理”正在被平台算法深度塑造，导致他们对正常价格失去接受度，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有报道指出，大量“0元购”订单因无人取货而造成食物浪费，而商家为了在微薄利润下生存，可能被迫降低食材标准，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健康和整个餐饮行业的信誉。当簋街的小店变成连锁复印店，当“猜你喜欢”推送的都是同质化餐品，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选择权，更是城市味觉的记忆和餐饮文化的多样性。
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行业乱象，监管部门已及时出手干预。市场监管总局约谈美团、饿了么、京东三大平台企业，要求其停止低于成本价的补贴行为，并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生态健康度评价指南》，首次将“中小商户生存质量”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纳入平台考核指标。这标志着外卖行业已从单纯的商业竞争上升到社会治理层面，监管的介入旨在纠正市场失灵，遏制平台权力的滥用。打破外卖大战的恶性循环，需要平台从短视的“流量思维”转向长远的“共生思维”，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而非价格战来构建多方共赢的生态体系。同时，监管机构应持续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确保市场公平，保护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权益。消费者也应树立理性消费观念，不盲目追求低价，共同推动行业回归健康发展。外卖的未来，不应是资本裹挟下的低价内卷，而应是监管、平台与社会各方共治下的价值回归与生态共生。这场以低价为名的狂欢，究竟是市场进步的必然阵痛，还是平台权力失衡的警钟，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毕竟，当所有人都被卷入一场无休止的低价内卷时，最终的赢家，可能只是那些能够无限烧钱的资本巨鳄，而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