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天空
1996年1月，姚文元结束了漫长的狱中生涯，重获自由。他步入那间陪伴了他十数载的囚室，环顾四周，不禁长舒一口气。随后，他缓缓地脱去囚服，换上了家人早已准备好的崭新中山装。
狱警缓缓推开那扇厚重的铁闸。姚文元向狱警致谢道：“这些年来，实在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狱警语气庄重地回应：“无需多礼，希望你回去后能深刻反思，今后切勿再犯类似的错误。”姚文元频频点头，连声附和：“您说得极是，极是！”
他手提着自己在狱中积累的物品，随狱警步入了监狱的办公室，顺利完成出狱的各项手续。当灿烂的阳光映入眼帘时，他心中喜悦，步履轻盈地走向大门。此刻，家人已经在门外热切地等候着他的归来。
姚文元，在亲友的陪伴下，手持物件抵达了北京火车站，着手购买返回上海的火车票。往昔，他出行时总是一众随从簇拥，而此刻，他却低调地将帽檐压低，唯恐被人认出，在这排长队中显得格外谨慎。
火车缓缓驶入上海火车站，姚文元走下列车，目睹妻子金英的身影，他的眼眶不禁泛起泪光，不禁长叹一声：“唉，这真是梦回十年啊！”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刻内心充满疑虑，却也不愿错失晋升为“常委”的良机。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先拜访张春桥，进一步核实情况。抵达张春桥的住所，姚文元得知张春桥同样收到了一份会议通知。
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
“为何你不能出席呢？你虽非现任常委，但回溯十年前，你非但不是中央委员，而今却已深耕政治局多年。事物的发展本就是循序渐进的嘛！”
随后，张春桥挥动了几根手指，提议道：“这四个怎么样？至少得是单数吧。”姚文元得知此次会议并未邀请江青出席，这让他感到宽慰。
姚文元、纪登奎、华国锋
在如此错综复杂、充满忧虑的环境中，姚文元于7点40分驾车离开寓所，前往怀仁堂参加会议。他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位抵达会场的与会者。被引导至东廊的休息区后，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步入室内，向其传达了中央的最新决定。
听闻宣读完毕，他并未如王洪文那般凶狠地向对方猛扑而去，反而显得异常镇定。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之意，亦未争执对错，仅轻声吐出二字：“走吧。”早已严阵以待的行动人员，此刻竟找不到发挥的作用，只得引领姚文元步出大门。
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接受审判的十名主犯中，无人能及姚文元在辩护方面的技艺，更无人敢于在法庭之上，公然将自身所承担的罪责轻描淡写为“工作责任”。
在这问题上，林彪之流擅使枪杆者自不待言，即便昔日常以笔锋舞动、声名显赫的姚文元，亦难以望其项背。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明确指出：
“……姚文元与张春桥、王洪文共同对陈丕显、曹获秋等人进行诬陷与迫害，其目的在于巩固他们在上海所篡夺的权力，将上海塑造为反革命活动的据点。这并非出于工作责任，而是他们有预谋地犯下的罪行。”
公诉人陈词完毕，审判长随即询问辩护律师是否对被告人还有进一步的提问。担任姚文元辩护人的韩学章律师，是一位精通法律的女性行家。
韩学章质询姚文元：“你指控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同志为叛徒，请问你与张春桥是如何商议此事的？又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
“至于曹荻秋的情况，我未曾与张春桥就此事进行过单独交流……在处理叛徒问题上，我未曾指使或策划过任何人，也未刻意要求将其定为叛徒……我曾在文件上画过圈，但这并非出于蓄意迫害他的目的。然而，将他定为叛徒的判断是错误的，对此我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精于文字游戏的姚文元此番运用了数个颇具特色的程度副词。谈及与张春桥共谋陷害曹荻秋之事，他言“我并未与张春桥特地商讨过”，其中“特地”二字颇值探究。
换个视角来看，他并未否认曾涉及对曹荻秋的迫害行为，确实提及过相关话题，但并非重点论述，故不存在预谋迫害的意图。在常规工作交流中提及，这样的行为又该如何定罪呢？
此外，他宣称“并未有意对他进行迫害”，其中“一定”二字的使用显得颇为得体。毕竟，迫害已然成为既定事实，但不过是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仅是常见的工作矛盾，并非他“一定”要采取的手段，因而其性质与罪行自是迥异。
最终，他仅对“这一点”表示了责任承担。在原上海市委被张春桥所控制时期，马天水等人掌控了原上海市委常委所通过的针对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在正式上报中央之前，该报告首先被直接送往北京，交予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审阅。经他们审核并作出批示后，根据既定调子进行修改，方才得以正式呈报至党中央。
显而易见，无论姚文元如何巧妙地为自身辩解，他在迫害陈丕显、曹荻秋以及参与篡夺上海市委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中所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的。特别法庭依法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十八年。
入狱之后，他并未如江青那般喧哗吵闹，亦非张春桥那般缄默不言。他始终刻意表现出一种老实改造的姿态，日复一日地阅读报纸、研读书籍、撰写自我检讨、探讨个人认识，力图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划清界限。
除此之外，他为了展现积极态度，便依据从报纸上获取的信息，频繁向狱方提出涉及国家大事的各项建议，并坚持要求其转呈至中央政治局。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浏览报纸上宣称全国百姓生活富足，家家户户丰衣足食，众多家庭在过年时皆以大米白面为食的景象时，便向监狱管理部门提出异议。他强调，如此消耗下去，不出几年粮食便将告罄，必须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发放粮食票证以实施限量供应。他恳请监狱方面迅速转告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提醒他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对粮食的分配必须实行计划管理，切不可如此无节制地消耗。
姚文元和张春桥
服刑期间，姚文元遭遇了家庭纷扰，核心问题是家中的财产争议。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不幸离世，遗留了遗产。1986年，姚文元的母亲周文修因继承姚蓬子的遗产引发了一场风波，家族因此陷入纷争，最终不得不由姚文元这位亲生儿子作出决断。
终于，消息传达到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耳中。此刻，他渴望的唯有自由，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早已淡然。于是，他致信妻子，恳请她在此次事件中对母亲给予宽容。得益于姚文元的变通态度，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家事在监狱中得以平息。
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简洁的新闻稿，字数未超过百字。
姚文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之主犯，不幸因糖尿病并发症于2005年12月23日辞世。
姚文元，一位74岁男性，于198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至1996年1月，其刑期届满，得以获释。
姚文元为“四人帮”最后逝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