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15日及17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相继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武装对峙，此事件被后人铭记为“珍宝岛之战”。鉴于我国事先有所防备，苏联方面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共计有17辆坦克及装甲车被摧毁。根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披露的数据，苏军在这场冲突中死亡58人，受伤94人。显而易见，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处于劣势。
自珍宝岛冲突爆发以来，苏联高层反应尤为激烈。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及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军方强硬派人士，力主采取果断措施，彻底根除中国构成的威胁。他们积极推动在远东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并计划装备数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针对我国军事、政治等关键领域，实施精准且有限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受命于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并向其透露了苏联计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图谋，并就此征求了美国的意见。苏联的意图昭然若揭：鉴于当时中美关系同样处于紧张状态，苏联若采取行动，期望美国能够至少保持中立立场。
清晨时分，基辛格踏入白宫，只见尼克松焦急万分：“亨利，有何难题困扰？”基辛格随即摊开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材料置于桌前。
“瞧一瞧，苏联意图对中国动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与我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夜间交谈。克里姆林宫内的数位人物意图借助核导弹的力量，一次性彻底消除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他们征求我们意见。
经过与高级官员的紧急会商，尼克松得出结论，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源自苏联，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实际上与西方的战略利益相契合。苏联若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必将引发中国全方位的反击。届时，核污染将直接对驻亚洲的25万美军构成安全威胁。
最令人畏惧的是，若苏联人开启核打击的潘多拉魔盒，全球将无一例外地屈服于北极熊的威慑之下。届时，美国亦将高举白旗，屈服于这场浩劫。
通过一家不太显眼的媒体渠道发布这一消息。
“据悉，苏联意图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配备数以百万吨计的核弹头，针对我国关键军事设施——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关键工业城市，实施精确的核打击。”
一块石子激起了千层波澜。这则消息瞬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勃列日涅夫愤怒至极，我国对此消息亦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在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无非是要打一场核战争罢了！原子弹固然强大，但我不惧。”然而，他同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全国迅速进入了一种临战状态，即“备战”的氛围……
苏联领导人深知，一旦对中国发起攻击，必将引发全面的反击。鉴于苏联的主要全球战略对手是美国，而战略焦点集中于欧洲，他们便果断采取了缓和策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9月初前往越南对胡志明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之际，趁机向随行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希望在返回途中顺道访问北京，与我国总理进行会谈。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主席最终予以应允。
9月11日，双方在机场展开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此次会晤虽显现出中苏关系略有回暖的迹象，但危机并未完全消解。柯西金归国后，苏联的态度却再次转向强硬。这一转变揭示了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华政策立场的不统一。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柯西金试图缓和与我国关系的立场持反对意见，仍旧坚持对中国实施高压政策。
9月16日，《星期六邮报》于伦敦刊发了苏联自由撰稿人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其笔锋实际上代表了克格勃的立场，文章中预言“苏联可能对位于中国新疆的罗布泊基地发动空中攻势”。由此，一股关于苏联对中国实施精确核打击的阴影再次笼罩了华夏大地。
美国深知，维克多的这篇论文不仅是对我国的一次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鉴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高度重要性以及大规模核战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尼克松总统紧急召集国防会议。与会者包括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以及基辛格。尼克松总统表示：“面对即将爆发的中苏冲突，我们理应尽力阻止。若他们一意孤行，那便由他们自行决定。”
美将采取三步行动。
第一步：鉴于中美两国政府间缺乏直接交流渠道，筹备高级别官员的会晤无疑是一项艰巨且耗时的任务。在此情况下，美国不妨重新启用中断两年之久的华沙大使级会谈。该会谈历经15年，此时重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可即刻着手此事，由此引发了斯托塞尔紧随其后追赴中国驻波大使的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第二阶段：通过加强与齐奥塞斯库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不断传达美国希望与中国达成和解的真挚意愿。
第三步：为了迅速显现效果，美国启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未曾启用的底牌——利用已成功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国内的134个城市、战略要地、交通要塞以及重要工业基地发布了启动核攻击的预备指令。
10月15日傍晚七点左右，心绪不宁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紧急汇报：
“片刻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传递了两则消息。一则，我国导弹基地已启动临战机制，所有地面导引站均已激活，这一信息已通过卫星接收到的信号和所拍摄的照片得到证实。另一则，美国已明确表示，我国的利益与其息息相关，且已着手制定针对我们的核战争计划……”
勃列日涅夫表示怀疑：“美国会站在中国这边？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请立即拨打驻美大使馆的电话。”数分钟后，远在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传达了以下信息：
事实确凿，两小时前，我与基辛格进行了会面。在此次会晤中，他明确指出，尼克松总统坚信中美两国的利益紧密相连，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 基辛格进一步透露，总统已悄然签署了一项针对我国130余座城市及军事设施的核报复密令。一旦我国的中程导弹启动发射程序，他们的报复行动随即展开。
勃列日涅夫听罢，愤慨地高呼：“美国人背叛了我们！”
至于我国，正如10月15日晚间，柯西金在勃列日涅夫稍显平复的怒火中所述：
“或许美国的所谓核威慑策略仅是虚张声势，然而，我国对于反击的坚定意志不容置疑。尽管他们的核弹头数量有限，但我们绝不可能在战端初启便剥夺其反击之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早在四年前便进行了搭载核弹头的导弹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确度令人震惊。加之他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国上下几乎全民皆兵，挖掘掩体。因此，与我国展开谈判显得尤为必要。”
苏联总理柯西金
在柯西金的讲话中提及的爆炸试验，实则指的是1966年10月27日我国所进行的一次实战性质原子弹爆炸试验。该试验利用中程弹道导弹将一枚当量介于2至2.5万吨之间的原子弹，从位于数百公里之外的双城子发射，最终抵达罗布泊地区。
在核危机爆发的前夜，即9月23日与29日，我国先后成功实施了两次核试验：一次是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其爆炸当量介于2至2.5万吨；另一次则是通过轰炸机空投的氢弹热核爆炸，其威力高达约300万吨。
美国地震监测机构与苏联的地震监控中心，以及双方的卫星，几乎在同时捕捉到了剧烈爆炸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尤其是苏联方面，他们深刻理解到中国核试验所蕴含的含义。美联社所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其观点颇具代表性，文章指出：“中国近期所进行的两次核试验，并非旨在追求具体成果，而是作为临战前的检测程序。”
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与中国的全力备战下，苏联最终放弃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念头。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展开，标志着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逐步得到缓解，中国当时所遭遇的核危机亦随之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