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将长征目的地定为陕北，因陕北有红军发展的良好条件。
当年，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长征抵达甘肃之后，于哈达铺一地，通过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意外获悉陕北存在苏区及红军的踪迹，于是果断将长征的终点指向了陕北。
1935年9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央红军接连攻克了腊子口和岷山的险关，进而占领了甘肃省的哈达铺小镇。
彼时，毛主席将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侦察连长梁兴初及指导员曹德连召至身边，嘱托他们“前往哈达铺搜集一些精神滋养，务必将近期及较为近期的报纸杂志尽数收集”。
毛主席正是通过这些报纸，洞悉了“陕北拥有广阔的苏区以及众多红军”的实情。因此，在9月20日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作出决定：
红军的首要任务便是前往陕北，那里坐落着刘志丹所率领的红军队伍。从我们目前的位置出发，至刘志丹所建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区区七八百里路途。同志们需提振精神，坚定不移地继续北上。
一周之后，随着红军抵达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再次召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调整先前在俄界会议上提出的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策略，将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确立为陕北。
红军长征目的地已完全确定。
实际上，陕北作为长征的最终归宿，并非从始至终便已确定。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作出撤离苏区、踏上长征的决策之际，关于目的地的信息尚无确切明确。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以及战局的不时变动，目的地亦随之发生着改变。
在历时一年的25,000里长征征途中，中央及中央红军依据形势的演变，先后挑选了湘西、川黔边界、川西北、川滇黔边界、川西、川陕甘以及靠近苏联边境等多个战略目的地。
然而，鉴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围追堵截，以及红四方面军战略调整等复杂因素，这些预设的地点终究未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归宿。
经过八次目的地的更迭，毛主席在一份国民党报纸上偶然发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信息，这才最终决定将陕北作为革命圣地，并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程。自此，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仅仅依靠一份国民党报纸来确定红军长征的终点，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一份来历不明的国民党报纸，真的能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归属地吗？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太过轻率？这个说法究竟是基于事实还是纯属虚构？
要对此问题作出评估，首要条件是确认哈达铺是否确实存在国民党的报纸。
在那个民国的年代，国家仍笼罩在军阀混战与疆域分割的阴霾之下，民众的文盲率居高不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报纸更像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昂贵奢侈品。
尤其是在西北部，经济欠发达且自然环境艰苦的甘肃省，除了少数大城市外，大部分小镇很难见到报纸。那么，即便在并非县城的哈达铺，为何还能找到报纸阅读呢？
这实则与哈达铺特有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彼时，哈达铺隶属于甘肃岷县，实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甚至不足以称得上县城。正如甘肃大多数城镇一般，其环境条件并不优越，经济状况亦相对封闭与滞后。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哈达铺拥有一项知名的特产——中药材当归。正因如此，作为当归的知名产地，每当收获季节来临，哈达铺便会吸引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前来聚集。
商贾群体尤为重视信息的流通。在那个通讯与交通条件极为简陋的时代，哈达铺这座偏居西北的小镇，竟奇迹般地设立了当时颇为罕见的邮政代办所，极大地便利了当地商人订阅报纸的需求。
因此，在哈达铺成功找到毛主席急需的“精神食粮”——报纸，不仅可行，而且相当简便。那么，毛主席所看到的陕北苏区的报纸究竟是哪一份呢？
关于此事，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众多文献资料中，均未具体透露报纸的名称及具体数量，而仅以“一张国民党报纸”、“从报纸上看到”等模糊表述一笔带过。
自然，亦不乏对报时名称的具体指述。例如，《聂荣臻回忆录》中便有这样的记载：“我们曾获得一份国民党的《山西日报》。”
长期担任毛主席警卫重任的陈昌奉，在回忆起哈达铺的往事时，如此评价道：报纸种类繁多，数量亦十分丰富。他回忆说：“我印象中，那些报纸包括《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以及《西安报》等。”
哪张报纸？
依据张闻天在1935年9月28日于《前进报》上发表的“读报笔记”内容，我们可推断，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几率最为显著。
彼时，张闻天撰写的一篇关于读报的笔记，其标题为《蓬勃发展的陕甘苏维埃运动》。此篇笔记的成文日期为1935年9月22日，恰逢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的最后驻防日。由此可知，张闻天所撰写的这篇读报笔记，是在哈达铺停留期间完成的。
一条源自蒋介石的电文，另一条则摘自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发布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余下的8条资料，均标注为摘自7月至8月期间出版的天津《大公报》。
《大公报》乃当时我国规模最为宏大、声名最为显赫的报纸之一，其发行版图几乎囊括全国，故此，在遥远的西北小镇亦能觅得天津《大公报》的踪迹。
正是在这些于哈达铺寻获的《大公报》中，张闻天得以洞悉陕甘、陕北两大根据地的详情，以及驻守于此的红军动态。同时，他也获知了红25军作为先锋部队率先抵达陕北的喜讯。
在1935年的七八月间，《大公报》刊登了关于陕北红军的报道，文中如此记载：
陕北匪患猖獗，全境二十三县几乎尽数沦陷于赤化势力。其中，八县全然赤化，十余县则半数被赤化。目前，共党势力无需武力即可扩张地盘，增强威势。此外，陕北赤化民众已达七十万余众，其中编入赤卫队的约有二十余万人。
《大公报》所报道的陕北苏区红军的消息，显然有过分夸大的成分。这很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地方将领或官员有意放大宣传，试图逃避责任。然而，这亦清晰地向外界透露了关于陕北红军的情报。
由此，张闻天从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发布的新闻中提炼出了“红军与苏区在陕北正迅猛发展”的令人振奋的结论。在他的读报笔记中，张闻天如此记录道：
若主力红军进军陕甘，与之实现协同配合、同步行动乃至汇合，同时为该地区正在进行的游击战提供支援、组织与指导，“必将极大地促进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依据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得知哈达铺确实能够获取大量的国民党报纸，通过这些报纸，我们得以了解陕北苏区及陕北红军的最新动态。
然而，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活跃的省份之一，刘志丹所率领的陕北红军活动声势浩大。那么，中央为何始终未能察觉到陕北苏区的存在呢？若真的不知情，仅凭一份报纸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是否显得过于草率？
在毛主席及党中央抵达哈达铺之前，他们是否已经知晓陕北苏区以及陕北红军的存在，这还是一个疑问吗？
陕北地区无疑是党组织在我党初创时期最早建立的核心区域之一。早在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便依照中央制定的武装起义战略，在渭南、华县两地成功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便是有名的渭华起义。
尽管党在陕北的早期活动开展较早，但陕北红军的组建却相对滞后。直至1934年9月，陕北地区才建立起首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至于陕北苏维埃政府与红27军的成立，则推迟到了1935年1月，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了长征，已行进三个月之遥。
在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央红军身陷行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对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存在浑然不觉，实属情理之中。
然而，部分人士对此提出异议。指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后，曾在川西北地区发布《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定》以及《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明确指示两大方面军应北上建立根据地。同时，该决定还提及了红26军、红25军、红29军以及甘陕边苏区。
这两个决策透露出，当时党中央和红军实际上对西北红军及陕甘苏区有所了解。那么，为何会有毛泽东主席通过报纸得知陕北红军信息的说法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即许多人未能区分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事实上，陕甘苏区的成立时间最早，且中央对此的了解亦较早。
自1932年起，中共陕西省委便将两支陕甘红军游击队合并，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又将该部改编为红26军。
至1933年之初，陕甘苏区已在中央红军长征启动之前得以成立。因此，在陕甘苏区创立之际，中央对红26军及陕甘边苏区的状况已有充分了解，并对陕西省委下达了多项具体指示。
然而，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受了敌人毁灭性的破坏，由此导致陕西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中断，这一状况持续了整整两年之久。
在那段长达两年的与党中央完全断绝联系的艰难时期，陕甘边苏区和刘志丹同志等人，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带领红军和苏区英勇开展革命斗争。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他们曾设法与中共中央的北方代表取得联系，但遗憾的是，由于那位北方代表同样与长征途中的中央失去了联络，他们依旧未能获取到中央的任何消息。
在独立斗争的岁月里，陕甘苏区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陕北苏区，各自构成了独立的革命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分割与包围。直至1935年5月，红26军与红27军在陕北地区成功会师，并在一番激战之后攻克了六座县城，这才将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成功连接成一片。
在这段历程中，即便身处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对陕北苏区尚不知情，所知晓的唯有陕甘边苏区。当然，若仅仅以一张报纸便断定长征的最终落脚点，这样的说法显然并不恰当。
尽管当时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与毛主席尚不知晓陕北苏区的存在，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其实早已作出了北进抗日、并在甘肃、陕北等地构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譬如，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已明确作出决策，即在甘肃南部打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该决定旨在西北各省构建革命根据地，自是包括了陕北地区。
中央之所以坚定地在西北地区打造革命根据地，陕甘地区的红军和现有革命基础固然是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其他众多因素亦不容忽视。西北地区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军阀之间矛盾丛生，地理位置靠近苏联，便于获取外部支援，甘南地区人口众多，经济相对富裕，这些条件都对于建立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毛主席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独立北上抵达俄界之际，再度提出了“直捣陕北，通过游击战与苏联建立联系”，“在苏联边境附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口号。由此可见，无论是否对陕北的苏区和红军有所了解，中央红军都坚定地决定北上陕北，以建立革命根据地。
抵达哈达铺之际，通过《大公报》等国民党媒体的报道，中央对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实际情况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发现陕北所具备的优越条件后，中央对于北上的信念和意志更加坚定，进而作出决策，将陕北作为中心，致力于保卫与拓展西北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