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一份关于淮海战役指挥权的记忆被再次提及，引发了广泛讨论。彼时，二野战史编写组的成员们专程拜访了邓小平，请他追忆当年那场决定命运的大战。邓公在回忆时情绪激动，明确指出，毛主席曾亲口对他提及：“我把指挥交给你。”他还强调，淮海战役的部署与决策，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他主持决定的。
然而，这番话语却让许多人心生疑惑。在人们普遍的认知与历史记忆中，淮海战役的诸多关键指令往往被认为是出自粟裕之手。因此，不少人认为，正是粟裕将军直接指挥了这场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战役。
那么，为何邓公会声称这场战役是由自己主持的呢？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记忆中的历史存在某种偏差？要厘清这一切，我们需将时间回溯至淮海战役爆发之前，审视当时复杂的军事与政治格局。
战前迷局
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我军刚刚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不仅使我党牢牢掌控了东北地区，更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工业资源。东北的失守，无疑让彼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深感惶恐不安。
失去了东北这个战略底牌，淮海战役几乎成了蒋介石手中最大的，甚至是最后的希望。他在这场战役中投入了空前的兵力，足足有80万大军。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些部队一旦再次溃败，其赖以维系的本钱便将所剩无几。
然而，对我军而言，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巨大机遇。如果能够赢得这场战役，那么解放军跨过长江，向南推进，最终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也将指日可待。诸多历史资料表明，提出打淮海战役的建议，最初是由粟裕将军发出的。
这一富有远见的建议随后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与同意。不过，战役初期，我军内部也未曾预料到，国民党军队竟会集结如此庞大的兵力，使得这场战役的规模远超最初设想。
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位居前列。刘伯承元帅后来在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曾痛苦地表示，战役结束后，他常常寝食难安，梦见无数老人向他讨要孩子，无数寡妇向他索要丈夫。
那些悲惨的场景，他根本不愿意去回想，足见战役之残酷。对于国共双方而言，淮海战役都是一场决定各自命运的生死之战。因此，在战役正式打响之前，我军进行了极为周密而严谨的部署。
邓公所提及的，毛主席将指挥权交予他，正是发生在此一关键时期。
指挥之变
随着战役部署的深入，粟裕将军等人逐渐意识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已超乎他们最开始的想象。仅仅依靠粟裕一人来指挥这场巨大的战役，显然是不足以应对其复杂性的。
因此，就在国民党军队正加紧向徐州推进之际，粟裕向中央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他在电报中明确提出，为了确保战役的最终胜利，应该邀请陈毅和邓小平两位同志前来，共同担负起指挥的重任。
毛主席在收到电报后，也充分考虑到淮海战役需要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两大主力部队的紧密配合作战。若无多个指挥官进行统筹协调，战役恐难以顺利进行。
经过深思熟虑，中央最终下达了明确的命令：成立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史称“淮海战役总前委”。其中，邓小平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被赋予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作战的最高权力，并且享有临机处置一切事务的决定性权力。由此可见，在淮海战役中，邓公和粟裕两位领导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挥作用。
然而，依据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他们的具体指挥权限与侧重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调整与变动。例如，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我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的黄百韬兵团。
此时，担任主攻任务的主要是由粟裕将军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而邓公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则主要承担着配合与策应的角色。进入战役的第二阶段，当主攻目标转向国民党的黄维兵团时，作战主力便转变为中原野战军。
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的指挥工作也因此由邓公来具体完成。到了战役的最后阶段，主力部队再次调整为华东野战军，其任务是进攻国民党杜聿明兵团。此时，粟裕将军再次接过了总指挥的重任。
由此清晰可见，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我方一直都在严格遵循作战部署与步调，进行着严谨而灵活的指挥权交接与调整。这种默契的配合，体现了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
胜算几何
更重要的是，淮海战役期间的绝大部分命令，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通过总前委的集体会议，共同商议并决定的。这意味着，总前委中的任何一位成员，都不能独立做主，擅自下达重要的作战指令。
这正是解放军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难能可贵之处。各位指挥员最大的愿望是赢得战争，而非为了所谓的个人权力或争夺功劳而相互掣肘。在淮海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华东野战军，还是中原野战军，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前线战场每天都会产生惨重的牺牲。邓公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为了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即便中原野战军全部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也仍然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这番话语，不仅展现了他对全局胜利的坚定信念，也反映了战役的残酷性。这场战役的胜利，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它是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更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晶。
陈毅元帅曾经对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精辟的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民心所向，是解放军相比国民党军队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优势。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拥有一条国民党军队闻所未闻的特殊后勤线。这条后勤线，并非由专业的运输部队组成，而是由无数拥护解放军的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的。
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克服层层封锁，推着简陋的小推车，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解放军运送粮食、药品，以及枪支弹药。根据战后统计，淮海战役中，一共有543万民工参与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后勤保障工作之中。
因此，尽管从纸面上的兵力对比来看，国民党军队以80万对60万占据优势，但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早已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粟裕、邓公等总前委成员的英明指挥之下，国民党军队很快便在战场上陷入了全面劣势。
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蒋介石急忙召集部下前往南京，商议下一步的对策。他没有想到，我军的攻势竟然如此猛烈，使得国民党军队毫无还手之力。
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蒋介石无奈之下，最终决定放弃徐州，命令大军继续向南撤离。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认为这一撤离计划可行。在发出命令之前，杜聿明还特意反复交代，强调这项计划必须严格保密。
然而，他的兵马尚未完全撤走，我军的粟裕和邓小平就已经准确掌握了他的计划。这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众军官口风实在是不严，许多人在面临撤退之前，想的不是部队的整体利益和保密纪律。
而是忙着抢先转移自己的家产。因此，当杜聿明在徐州城内清点物资时，赫然发现绝大部分银行早已被搬空，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保密，根本无从谈起。
我军此时已经为杜聿明及其部队布下了天罗地网。华东野战军的9纵队于12月4日凌晨，迅速控制了各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彻底封死了杜聿明部队后撤的路线。
杜聿明眼见自己部队被我军重重包围，于是命令部下拼命突围，试图与另一股国民党主力黄维兵团合并一处，共同对抗解放军。然而，粟裕将军早已预料到了杜聿明的这一意图。
因此，在此次战役部署中，粟裕也调动了大量的部队进行应对。他命令3纵、10纵、鲁中南纵队在南面实施坚决的阻击，同时以1纵、2纵、4纵、8纵、9纵、11纵、两广纵队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展开猛烈进攻。
与此同时，粟裕还不惜成本地投入了大量的弹药，对我军的火力优势进行极致发挥，使得杜聿明部队根本找不到任何脱身的机会。
一锤定音
仅仅将敌人围困住是远远不够的，总前委的各位领导开始集思广益，粟裕再次与邓小平、陈毅等人共同商讨下一步的御敌之策。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研判与激烈讨论，总前委再次发出了新的作战命令。
命令指出，在东面和北面进行主要的攻击，而西面和南面则主要进行防御。这一策略的核心思想是从敌人的薄弱环节入手，逐步向其强固防线推进，各个击破。务必要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其彻底丧失继续反抗的能力。
12月15日，被困在解放军包围圈中的杜聿明收到一个毁灭性的坏消息：另一支国民党主力，黄维兵团，已经在我军的围剿下被全歼。这也就意味着，他原先计划与黄维兵团合兵一处，共同对抗解放军的设想，已然彻底破产。
此时的杜聿明部彻底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在他多番向蒋介石求援之后，蒋介石才终于开始向阵地内空投粮食和物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技术失误总是令人啼笑皆非。
许多空投下来的粮食和弹药，竟然因为风向的缘故，鬼使神差地吹到了解放军一边。而杜聿明的部队，依旧在饥饿中苦苦挣扎。仅仅几天之后，国民党部队内部便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内乱。
士兵们在包围圈内进行无序的劫掠，混乱不堪，就连杜聿明本人也无法有效控制这样的局面。到了这一步，按理说解放军已经可以对敌人进行一网打尽的总攻了。但此时，北方的平津战役也已经拉开了序幕。
中央军委决心全力以赴歼灭盘踞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因此，淮海战场的形势变化，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傅作义的最终决策，甚至会影响国民党在两个重要战场上的兵力投入与分配。
于是，中央军委又作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要决定：那就是对杜聿明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暂时按兵不动，耐心等待更有利的战机出现。
12月17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一封极具战略意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华东野战军的战士们通过各种途径，将这封投降信精准地投入到杜聿明部队的包围圈之内。
同时，他们利用广播设备不间断地向阵地内的国民党士兵喊话，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就地投降，以保全性命。为了充分表达我军的诚意和宽大政策，我军还特意给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指挥官单独送去了劝降信。
另外，在阵地外，我们专门修建了用于收容投降士兵的场所，确保他们的安全与基本生活保障。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攻势和心理瓦解之下，国民党内部的军心大为动摇，溃散之势不可逆转。
仅仅几天之内，国民党士兵便开始成建制地选择投降。在“围而不打”的20天时间里，投降的士兵人数就达到了惊人的1.4万人，平均每天就有700多名国民党士兵选择放下武器。
而这些投降的士兵在受到解放军的感化与教育之后，绝大部分人都主动选择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因此，在淮海战役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称奇的奇观：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在战场上越打越少，而解放军这边的兵力，竟然在战役进程中越打越多。
这种独特的兵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当然离不开总前委各位领导的卓绝努力和英明决策。这场战争的不同阶段，也清晰地展现出不同指挥员的风格特色。
例如，在具体的战场战术指挥上，常常能看到粟裕将军那种果断而精准的典型风格；而在对战役全局的统筹、协调和战略把握上，则又明显带有邓小平同志的个人特色。
这场战争的胜利，总前委的几位领导干部，可以说缺了谁的决策都无法顺利进行。正是他们之间的互相配合、紧密协作，才最终打赢了这场彪炳史册的漂亮胜仗。
这年一月，国民党内部的指挥系统早已尽数崩溃，基层部队无人再去执行上级的命令，真正应验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粟裕将军在对战场形势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敏锐地判断出，发动总攻的绝佳机会已经到来。
于是，在1月6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集中强大的炮火力量，对包围圈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了猛烈攻击。仅仅两天的时间，我军便取得了显著战果，消灭了敌人的14个团，剿灭敌军15000多人。
1月9日，我军彻底攻破了敌人的最后防线，杜聿明亲眼见证了国民党军队的全线溃败。此时的杜聿明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将残余部队重新整合起来，只能将逃命作为首要选择。
1月10日，我军开始对战场进行最后的清扫工作。而杜聿明，则化装成一名下级军官，在包围圈内如同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转，试图寻找生机。然而，他很快就被我军英勇的战士抓获。
至此，这场对中国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要战役终于落下帷幕。我军取得了全面而彻底的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丧钟，也在此刻被彻底敲响。
这场战役的胜利，无疑令毛主席感到无比自豪。在60年代，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主席曾骄傲地向他介绍道：“粟裕是最会带兵打仗的人，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粟裕也是我们湖南人。”
此外，在当年的战役总结会议上，毛主席也曾明确表示：“淮海战役的成功，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笔者以为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中，其具体的战场指挥作用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因此，当我们后人回顾淮海战役时，粟裕将军常常作为最核心的人物出现在叙述之中。
人们也因此下意识地认为，在这场改变历史进程的伟大战争中，粟裕是唯一的总指挥官。这固然是对粟裕个人卓越指挥能力的高度肯定，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他领导人在这场战役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无论是与粟裕将军紧密配合的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成员，还是无数在这场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解放军战士和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他们都是决定最终胜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淮海战役，完美地诠释了军民团结的最高境界，这正是国民党军队永远无法企及的优势。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从上到下陷入一片混乱和绝望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开始筹划自己的逃亡策略。
他很清楚，即便退守长江以南，也已经无法坚守。他只得将剩余的兵力开始向重要的大城市收缩，同时加紧将自己的财产和亲信往台湾转移。但即便面临出逃，蒋介石也并未彻底死心。
他仍然将无数的残兵败将留在了大陆，企图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歹，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反攻大陆。他认为，只要中国再度陷入内乱，他就有可能重新夺回统治地位。
然而，蒋介石的这个想法，大错特错。淮海战役的结局已经向他清晰地证明，共产党的胜利绝非偶然，而是千千万万民众共同选择的结果。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今，淮海战役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它在军事史上依然是教科书般的存在。在这场战役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每一个人，都是新中国的功臣，他们的英勇事迹与伟大付出，永远值得被人民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