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从来不是寻求互利共赢，而是系统性地压制中国发展。 贸易谈判只是幌子，背后的真实意图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
美国政府通过关税战、科技封锁和联盟围堵等手段，持续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 例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最高231%的关税，拜登政府则进一步强化芯片出口管制，甚至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切断中国半导体供应链。 这些行动针对的正是中国重点发展的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 1993年，克林顿政府阻止中国获得卫星技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又制造南海撞机事件。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中国经济腾飞初期，印证了美国长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定位。
美国打压中国的深层逻辑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 国际产业链中，核心技术环节的垄断为美国带来超额利润。 以笔记本电脑为例，英特尔芯片和微软系统的利润占整机售价的30%，而中国组装环节仅获5%的收益。 一旦中国突破技术瓶颈，美国主导的利润分配体系将面临崩塌风险。
美国政府采取“全政府攻势”实施遏制。经济上，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技术出口；军事上，在亚太组建美日印澳联盟，强化南海军事存在；舆论上，持续炒作“中国威胁论”，破坏“一带一路”合作。 2025年特朗普二次执政后，更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药品征收200%关税，试图彻底阻断中国高附加值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美国的联盟战略显露结构性矛盾。 欧盟在《欧中战略展望》中明确反对脱钩断链，日韩在半导体管制领域保留“战略模糊”，菲律宾近期拒绝配合美南海军事行动。 盟友体系的离心化削弱了美国遏制的实际效果。
中国通过技术自主化解封锁压力。 华为突破5G封锁后，2024年国产5G基站全球占比达60%；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超过日本，宁德时代电池技术领先特斯拉一代；光伏产业占据全球80%市场份额。 这些成就证明，美国的技术封锁反而加速了中国创新步伐。
美国遏制手段已引发自身经济反噬。 芯片企业因失去中国市场导致营收下滑，高通2024年净利润缩水42%；对华加征关税推高美国通胀，普通家庭年支出增加3800美元。 同时，美国债务规模突破36万亿美元，年利息支出超过军费开支，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意识形态攻击是美国遏制的配套工具。 美国在联合国多次抛出反华人权提案，污名化“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 但事实上，美国自身长期实行产业扶持，从《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到《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近十年推出47项产业政策法案。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结构性互补。 中国为美国提供62%的大豆出口市场、25%的飞机订单和17%的汽车销量。 即便在贸易战期间，中美货物贸易额仍达5837亿美元，服务贸易增长至750.5亿美元。 这种深度互嵌关系使美国无法复制冷战式的全面遏制。
美国试图通过“规锁战略”限制中国发展空间。 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新增《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14类技术列为“对中国绝禁领域”；2022年出台《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阻止中资收购美科技企业。 这些措施旨在把中国科技水平压制在“安全阈值”内。
全球产业链重构暴露美国战略困境。 尽管美国推动“友岸外包”，但中国在RCEP区域的贸易顺差增至7679亿美元，对东盟出口占比升至16.4%。中国建造的中欧班列打通亚欧陆路通道，削弱了美国主导的海运贸易控制权。
美国遏制行动违背全球化规律。德国巴斯夫、荷兰阿斯麦等企业坚持扩大在华投资；沙特、阿联酋通过人民币结算石油交易；金砖国家扩容至35个成员国。 多极化趋势正在瓦解美国单边秩序。
金融霸权的滥用加速美元信任危机。 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稀释中国持有的万亿美债价值，以“铸币税”形式每年掠取他国3万亿至5万亿美元财富。 这种行为促使全球40个国家启动去美元化进程。
中国应对策略聚焦内循环与开放合作。2024年国内消费占GDP比重达65%，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1800万辆；通过亚投行向发展中国家投放620亿美元基建贷款，在132个国家开展“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项目。
